栗宪庭：我12年前来过一次于振立这个地方，我也是1994年以后开始离开城市，寻找一种比较边缘化的自己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这个题目刚才陶老师说了，这个会议搞得很时尚，跟于振立的生活完全相反的状态，这个题目我不知道该怎么发言。如果谈当代艺术和城市的发展，从世界各地位置来看，Soho是一个样板，这种样板成为很多现代城市模仿的一个道路，就是城市的扩展是原来处在城市中心的工厂的搬迁，给这个城市留下了很多空档，这个空档艺术家开始进驻，形成一个文化的新的景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后来90年代柏林墙打开以后，东柏林百货公司有一个区也成为一个艺术区，这个艺术区至今成为柏林的一个敏感点。这样一个城市发展的轨迹，使这些当代艺术家聚集在这些城市废弃的，曾经是工业区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成为一个带领整个社会时尚潮流的一个很敏感的地带，现在我们去纽约不可能不去soho。我们在整个回顾60年代到今天，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当代艺术摇滚乐，包括一些现代舞蹈，很多一些当代的艺术家都是从那里成长起来的。我就从这联想到，于振立从94年离开这个城市到大连的山里边去住，它走了和纽约模式相反的方式。我也是从94年开始不断地在开始盖房子，我没有他那么大的力气，我觉得刘骁纯的说明词里提到的庄禅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我自己的心理路程来说也有这样的感觉。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开始非常厌倦这个城市，厌倦当代艺术轰轰烈烈的这种状态，想寻找一种比较安静的生活。但是现在我实际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这个状态我在想，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我不知道是归宿还是什么，也开始不断地在反省自己走过的路，包括中国的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这种评价标准上的矛盾。刘骁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矛盾中的栗宪庭》，那里有一句话，说我都是矛盾的，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依靠的价值标准设计比较偏重于西方价值标准。然而，实际上我恰恰是在寻找价值标准的过程当中，我最大的矛盾是在标准上。整个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完全按照西方的文化标准，包括我们现在城市的规划过分强调商业布局，就是因为文化的丢失。我们失去了过去的一套儒家治国如家的城市布局的标准，才开始我们大量的拆迁，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北京城，我来之前还非常仔细地看了一下北京城。从民国开始，到1959年的时候北京城还比较完整，到了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有人给出很多原因，但我觉得根本原因是文化价值体系的一种破碎，我们找不到新的价值体系。

    我们今天怎么来规划我们的城市？包括当代艺术不断提出对整个中国城市，包括90年代初一些艺术作品里面出现的大量的艳俗倾向，都是对我们城市的一种讽刺。我觉得城市应该注意当代艺术对当代城市的一些批评或者是讽刺，包括于振立离开城市，寻找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是一种象征，中国城市不应该走和纽约完全一样的道路。我去年和荷兰很著名的电影纪录片导演参加我的电影论坛，他先到了宋庄，后来有一天我派车送他到北京的时候他很生气，一进北京说我要去北京，我不是去曼哈顿，他70年代在中国呆了有一年多时间，他对北京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完全变了，我们可以深刻反省，可以通过于振立的例子反省我们城市存在的问题。

    栗宪庭：大连有一个城市文脉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城市的建筑看到城市文化发展的脉路，这里拆了很多不应该拆的建筑，包括一些旧工厂，我觉得没有必要拆，可以做一个类似798的文化区域，为什么不可以呢？包括像于振立这样的一个居住方式，也可以继续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