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主要是被于振立老师的艺术状态吸引而来的，我谈一下我的看法。今天的题目是“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我觉得城市发展是我们要谈的一个核心，我对大连不太了解，大连我只来过一两次，今天通过看于先生的画展，包括看录像资料，我觉得把于先生的艺术和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谈是很有意义的。

    于先生是大连人，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从他的展览看出，于先生从“文革”期间到现在40多年来一直坚守独特的思考和他个人的行为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出发前听过介绍，于先生逃离了这个城市18年，去建造自己的艺术家园，依我看；他这个行为不是逃离，恰恰他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应对社会变革，寻找生存空间，他的态度很另类，甚至近乎极端，与众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于先生在他的人生阶段中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他对房子的营造行为，是站在时代的最前面的。做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艺术家，他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思维对生存方式进行思考，我觉得于振立本人把独特的艺术态度和他的生存方式结合在一起，是蛮有意思的，这十八年，构筑了他的艺术人生阶段。

    昨天一下飞机，我对于振立先生的印象判断；他回归了自然，寻找到了个人存在的价值。

    中国这30年为什么能够迅速积累了大批的财富呢？为什么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正好碰上了西方经济发展转型这样一个机遇，实际上我们承接了西方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把它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接过来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暂时摆脱了贫困。阶段性的发展成果却给城市建设带来一些误导，认为西方的发展过程是我们未来的必然，我们现在对现代化城市的定义认识不清，什么叫现代化城市？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以为纽约它才是一个大城市、东京是一个大城市、香港是一个大城市、上海是一个大城市，以为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一种现代化的城市，这个我们要认真思考。美国上世纪的经济发展促成了类似纽约的都市模式，我们把它看成唯一的现代化城市的标志，那是错的。像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那种发展模式算不算现代化？美国的硅谷基本没有高楼大厦，也不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它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难道它就不是现代化了吗？威尼斯一百多年来引领世界艺术风潮，办了几十届的国际艺术双年展，但它依然保留着古城风貌，难道威尼斯就不是现代化吗？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考虑。

    城市发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踪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于振立先生他的艺术行为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状态的思考，是一种呐喊，一种呼吁，也是对管理体制的一种反叛。我觉得他在这里边给我们提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一种生存方式，另类的一种城市建设的思考。简单地说，大连一定不要走纽约、香港、东京、上海、广州的路子，大连要创建创新性都市，一定要利用好本土的资源，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回归自然是一种最前卫的思想。

    我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们很贫穷，满街都是自行车，我们瞧不起自己。但外国人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外国人反而说：你们北京好，北京有现代意识，你们都骑自行车。那时候我们不理解，几十年以后认识提高了才发现，现在各国都在提倡骑自行车，鼓励全民参与低碳减排。日本的年轻人认为开车是落后的，开车是腐朽的。我觉得要保持大连这种自然的状态，我觉得从于振立先生的艺术人生态度看，应该找到我们大连城市发展的一种模式。

    林学明：其他老师都发表了看法，我认同大家对于振力先生的判断。刘驍纯先生向我介绍过于振立先生的房子，他说要我来看看他的房子，他认为我在设计领域里干了这么些年，肯定会有些不同的看法。首先我是抱着一种崇敬的态度来学习的，在我年轻的时候于先生是我的偶像。于先生比我年长6、7年，他1973年创作的宣传画《欢迎哥哥姐姐下乡来》《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小电工》等深入人心，全国到处张贴，年轻美术工作者都非常崇拜的，我也是其中一员。昨天比较完整的看了于先生的画展，了解他的人生过程，除了对他敬仰之外也有很多问号，包括昨天整个参观过程。画展里其中一张画《触摸圣像》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刘驍纯先生和新华说，那时候于先生在画面制作涂抹的过程中找到了对建造的感觉，从而开启了从画面走向营造这样一个契机。

    林学明：昨天我到您的画室后我发现，这里边还有很多张画跟刚才我提到的那张画很接近，在画法上是一样的，应该是属于那个时期的一批作品，我似乎认为那就是您思考的转折点，于先生在那批画以后选择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种艺术形式，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进行了长达18年锲而不舍的苦行僧式的生活行为，我觉得在他的生命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历程。当我在看那个房子的时候，很难判断于先生的房子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它非常无序，没有任何建筑逻辑，甚至没有常见的建筑美学的因素，但，它撼动人的心灵，它让人敬畏，让人深思。是什么动力让于先生在那里渡过了18年？这里边就引起我一连串的问号，而且我想这些问号在探讨中还可能在不断地提出。

    刘驍纯老师跟我讲述的于先生的房子的时候，着重讲述于先生捡了很多废旧的材料，我当时想那可能就是一种环保行为吧，这是我的第一个问号。是否于先生在追求一种低碳和环保的理念呢？但是我看过这个构筑物以后觉得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他对对现实生活的逃离？我在看他的生活录像的时候发现，对应了我的分析。他的行为先是处于被动而后转为主动的，起因婚变、经济的状态还有体制的压迫而逃离的。

    林学明：这是您的呐喊，那不仅仅是环保。

    林学明：于先生是活生生的一个苦难的艺术家。

    林学明：于先生建造的过程中也反映出他做为个体与体制的抗争，顽强的生命力塑造了他一个艺术家的特质。

    林学明：我觉得于先生这18年的营造实际上是他艺术人生的阶段性反映。今天谈这个建筑，我认为是在谈于先生的艺术思想和他的艺术人生，我认为这房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花了18年亲历亲为的、一块砖、一块石头地参与整个构筑物的建造过程，我认为他这个行为本身是很感人的，我想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够愿意去花18年的时间去一块砖一块砖地把房子垒起来，这是一个漫长而无计划的艺术行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他是反现代行为的，这也可以说是超前的。他不遵循现代的营造技术，也不遵循着现代的材料运用的规律和法则的。我昨天在周边也做了一些跟传统建筑的比较，辽东半岛有很多石头房子是很有特点的，屋檐的处理、窗台的处理、墙壁的处理，凝聚了千百年的技术，但这些个技术和经验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完全是随心而发，而且他把建筑变成是涂鸦式的建造，我觉得这里边他找到了一种与他的艺术相关的渊源，我说的不一定对，甚至我觉得整个建造我觉得带有儿童式的一种游戏、一种纯真。一般来说城里人不会这么做，于先生回归了艺术家的天性，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爱怎么使用材料就怎么使用，爱在墙上怎么画就怎么画，他这里没有任何的一种我们现代人的规范行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可贵的行为。吸引我的是一进村头，抬头一看，好家伙！这个远看斑斑驳驳的破房子不就跟我以前在阿曼看到的贫民窟一样吗？中东的一些很落后的地区的贫民窟，有很多也就是用这些轮胎，瓶子垒起来，里面设施非常简陋，原始、甚至没有基本的隐私性，不能说是一座建筑，其实就是一个栖身的空间。比较于先生的个人建筑；不同的是，于先生做为一个艺术家亲手建造的建筑自然有非凡的意义，于先生建造的这个巨大的类建筑装置（构筑物），引起了我一连串的问号。

    这些都体现了于振立先生对都市的逃离、对社会不公的呐喊、对体制的一种抗争、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和反叛。

    从房子里面的一些内部空间的营造来看，也能看得出于先生的生活态度，他的生活方式是近乎原始的。里面可以说几乎没有太多的现代化东西，里面的空间如何让人感受到有愉悦感、使用舒适的器物家具已经不重要，精神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里我也看出他在寻找生存的真实意义。这个房子与他的生存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还会继续追问，还会提出一连串新的问号。由刚才引发的第二个层次的一个发问，您在通过这18年以后，您认为目前的这种状态是逗号还是句号？刚才也有一些批评家建议您是否考虑回到另外一种状态中生活，画一些跟您以前“文革”时期的作品有关联性的作品，寻找新的出路？您是怎样看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这关系到您花了18年的时间去塑造一个精神的家园以后，是顷刻间打破它寻找新的出路？还是立足它，在这个状态下延展？

    林学明：我这次来收获很多，我认为于先生的精神、行为和态度肯定会对中国艺术和当下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里说一句，向于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