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很多年前和于振立认识，我是听了十几年关于于振立造屋的故事，他自己讲，很多朋友讲，但我一直没看过，这次愿望实现了特别高兴。昨天看了之后我感受很深，联想到我自己造房子，我是十几年在北京造了一个房子，还写了一篇叫《燕山造屋记》的散文，但是我造的屋跟他造的屋风格还是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还是从有一个画室、有一个生存的地方、远离城市的喧嚣等考虑来造屋。但是屋的本身我没有把我自己的精神贯彻进去，看了他的房子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大的感慨，不论各位用什么意义的定位看他房子。尤其是我在他的书房桌子上看到了几本福科的书，我一下子就感觉到我对于振立盖房子这种状态有了深层的了解，艺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价值呢？它就是一种精神的标识。于振立的房子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艺术的标识，艺术家的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对人的物化的抗拒，这个我们在于振立的这种生存方式和他创造的房子我得到了启发和印证。

    所以我想从精神文化角度来看于振立艺术生存方式的精神的意义和社会学的意义。大概两三年前，我们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型会议，这个会议的内容就是探讨水天中先生的家族命运。他的父亲水梓先生是大教育家，水梓先生在兰州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水家花园”，中国现代史上很多重要的人物到兰州都要看水家花园。水先生早些年写了一篇文章《熙园》，我看了非常感动，想到我自己，我们这些艺术家为什么跑到农村，21世纪我们跑到农村干什么，难道仅仅是找一个宽敞的地方吗？我觉得有很多我们理解的或者是还没有理解的意义。我看了水先生写的书以后，我真正理解了我们中国文化和结构中间非常珍贵和应当保留的东西，可惜的是被极端革命完全破坏了，我觉得什么叫“诗书世家”、什么叫做道德育人、什么叫做“耕读传家”。所以我就懂得，我马上想到我自己在北京盖房子，我想到了我们成百个艺术家到农村盖房子，他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比如说土地革命，正面的东西已经放大得太多太多，但放到历史上，将来我们的后人把它放到历史位置上，它的正面性和负面性孰大孰小，还很难定论。我到上苑这个地方，历史上是皇家禁苑，后来我又无意中看到一个日本文人18世纪写的一篇散文，就说我们小汤山那种堂皇繁华，让一个日本学者到那叹为观止。我现在再看小汤山，皇家禁苑一点痕迹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后果。其实我们就包括民国初年和清朝，我们的农村跟我们中国的城市在文化上是整体相当的，否则到了民国我们不可能在农村非常偏僻的地方，培养出中国辛亥革命和五四一代文化艺术大师了，其中齐白石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我们的农村文化上是什么状态，革命造成了中国农村文化阶层的集体消失和逃亡，这个历史将怎样看？再回到齐白石，现在的农村能够培养齐白石这样的大师了吗？不要奢谈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切实际的，忽悠人的口号而已

    我想随便谈几句审美文化问题。吴冠中先生说过一句话，很多博士、官员、文化人是“美盲”，吴冠中先生抓到了中国整体文化的一个最深刻的现实。德国大剧作家、大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美学书简》，这本书现在成审美理论和审美文化的开山之作。事实是席勒和当时德国一位侯爵的通信录。他甚至说：政治的最后解决要借道美学。实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审美的人”就是从席勒这里来的。席勒和马克思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在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和社会，人首先是高品味，举止高雅、情操高尚的人，政治家尤其应该如此。那么当下的情况是什么样？这就无需说了。